大龍郵票印發數量的研究

內容提要： 對清末海關資料及集郵書刊中有關大龍郵票印刷數量的史料進行比較與研究，發現費拉爾備忘錄和綿嘉義《光緒三十一年大清郵政事務通報》中記載的印量不實，劉廣實推算的印量存在偏差。從而重新估算大龍郵票的印發總量，認為應在140萬枚左右。

一、以往的記載

1878年，清政府準許海關試辦郵政，海關郵政發行大龍郵票，成為中國開辦新式郵政的標志之一。

大龍郵票的印量一向是集郵研究的重點之一，但是，中國第一套郵票的印量雖然歷經幾代郵學家和郵史工作者的考證和研究，一直因缺乏資料而沒有定論，所以有必要研究并理清以往的各種說法，主要的觀點有三。

1.費氏說

1896年8月22日正是蟠龍郵票籌印期間，費拉爾向總稅務司赫德呈報了一份有關郵票與明信片的備忘錄，內容包括海關郵政時期發行的三套郵票的基本狀況和建議發行加蓋改值郵票，并提出了國家郵政郵資票品的設計方案。費拉爾的這份備忘錄后來被譯輯成了《費拉爾手稿》[1]，其中就有大龍郵票發行數量的記載：大龍1分銀印量約為85400枚，3分銀印量約為185500枚，5分銀印量約為75700枚，總計34.66萬枚。

2.綿氏說

1906年綿嘉義編寫的《華郵報告書》（1878－1905）作為附錄M列在《光緒三十一年大清郵政事務通報》的后面[2]。報告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 “華郵紀要”，第二部分為“華郵目錄”，詳列1878-1905年大清海關與郵政官局所發行郵票的種類、發行日期、面值、刷色、齒度、發行數量以及著名的變體等，包括全部明信片、封口紙以及快信郵票。第三部分為郵票插圖。第二部分所載大龍郵票印量為：薄紙、闊邊大龍郵票合計515704枚，厚紙大龍郵票488260枚。其中1分銀票206486枚，3分銀票557868枚，5分銀票239610枚，總計100.3964萬枚。

3.劉氏說

劉廣實1988年發表《論“大龍”郵票》一文[3]，對大龍郵票的發行數量做出估算：第一期的3種面值印數均不止10萬枚，第二期的印數較少，但二、三期的總印數應多于第一期，3分銀的總數又應倍于1或5分銀，由此推算，1、5分銀各印約40萬枚，3分銀約80萬枚，大龍的總印數約160萬枚，合關平銀48000兩?！吨袊]票史》在引用上述數據后認為：“這個數字，看來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4]。

二、原始的材料

查閱天津海關大龍時期的有關資料，找出1878年7月至1879年底與大龍郵票印刷數量有關的內容如下：

（1）1878年8月5日天津海關稅務司致海關總司署上海造冊處代理處長夏德文第1號[5]

上月29日第一百七十八號備忘錄已收到，并收到下列郵票：

3分銀郵票600張，計15000枚

5分銀郵票200張，計5000枚

合計：800張，20000枚

（2）1878年8月8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2號[5]

第一百八十四號備忘錄和下述郵票已收到：

3分銀郵票500張，計12500枚

5分銀郵票500張，計12500枚

合計：1000張，計25000枚

（3）1878年8月18日德璀琳致夏德函[5]

……

最近，有一輪船抵津，我收到了歐瓦爾先生一封信和一張關平銀81.50兩的支票，以償付：

1675枚3分銀的郵票，計值關平銀50.25兩

625枚5分銀的郵票，計值關平銀31.25兩

總計值關平銀81.50兩

……

（4）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16號[5]

貴處第二百號備忘錄及所附3分銀的郵票業已收到，共2333全張，加上先期收到的1600全張，和拔拉茂旦先生私下發行的67全張，共4000全張，100000枚郵票。

……

（5）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17號[5]

現謹將與本日第16號去文有關之事轉告閣下。我已收到25全張5分銀郵票的付款關平銀計31.25兩。這些郵票是拔拉茂旦先生交給歐瓦爾先生的。

……

（6）1878年9月4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4號[5]

閣下第二十九號備忘錄和所說的1分銀的郵票500張，共12500枚已收到，謹此轉告。

（7）1878年9月17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5號[5]

閣下第二百二十三號備忘錄和所說的郵票一包已收到，包內有面值1分銀郵票1000張，共計25000枚。

（8）1878年9月19日德璀琳致夏德文第6號[5]

閣下本月12日第二百二十九號備忘錄連同郵票一包已收到，包內有面值1分銀郵票1000張，共計25000枚。

據上述資料作不完全統計，從1878年7月29日至9月19日，在不到2個月的時間內，德璀琳已收到1分銀郵票62500枚，3分銀郵票129175枚，5分銀郵票18750枚，合計210425枚（表1）。 

表1 造冊處發往天津海關的郵票數量和日期

從1878年8月至12月，德璀琳將收到的大龍郵票分批先后發往北京、芝罘（煙臺）、上海、牛莊、漢口、九江、蕪湖、鎮江和寧波等各地海關（表2）。

表2德璀琳發往北京等九地的郵票數量和日期

1879年12月12日德璀琳再次發文給上海海關造冊處（致柏卓安文第14號）[5]，稱：總稅務司已決定繼續試辦郵政工作，造冊處所印制的郵票，庫存即將用盡，請您盡早供應我。5分銀郵票，150000枚；3分銀郵票，150000枚；1分銀郵票，100000枚。3種面值合計40萬枚。

截至1879年底，第一期薄紙大龍可查的印發數已達61萬枚以上，下文將此稱為“初期實際印量”。

三、比較與質疑

1. 費氏數據似不完整

將費氏、綿氏、劉氏三家的數據和初期實際印量進行比較（表3），從中可見，大龍票最初一年多的實際印量已顯著超過費氏記錄的總印量。在《費拉爾手稿》中沒有找到他本人對大龍郵票印量數據來源的說明，畢竟，這只是后人撿拾的“片言只語”，而由費氏呈送赫德的正式文件是否也采用了同一組數據還有待考證?？赡苁钱斈曩M氏掌握資料不全，也可能是后來輯書者所見不夠完整，總之，費氏數據似不完整。

表3 按面值印量比較（萬枚）

2. 綿氏數據部分可信

1905年綿嘉義在上海海關造冊處處長馬士的幫助下，調閱了造冊處留存的大量郵票印制資料，并在1906年3月31日編寫完成《華郵報告書》（1878－1905）。這份報告書書寫規范，內容詳盡，長期以來一直被集郵界視為官方正式記錄，以至于周今覺[6]和黃建斌[7]等集郵大家在以后談到大龍郵票發行數量時，都引用了綿氏的數據。但是，集郵家尤其是國際郵壇的名家，如勒夫雷司和美爾斐爾等人在對大龍郵票作深入研究時，發現《華郵報告書》存在不少臆測或誤記數據。1922年2月22日，綿嘉義在上海郵票會聚會上作有關大龍郵票的演講時，也坦承自己早年編著《華郵報告書》因資料局限，存在不少臆測（on conjectures）[8]。此演講稿后由邵洵美譯注，以《海關首次大龍票重要史料》為題，從1943年11月發行的《國粹郵刊》第25期起，分3次連載。

表4  按印刷時期印量比較（萬枚）

按大龍郵票印刷時期進行比較（表4），其中綿氏統計的第一、二期大龍郵票印量的合計數比初期實際印量還少，因此不能采信。

綿氏記載的第一、二期大龍郵票印量偏少，存在誤記的可能。綿氏對第三期厚紙大龍印量的統計數為：1分銀郵票117475枚，3分銀郵票269040枚，5分銀郵票101745枚，合計：488260枚，在沒有其他資料可證其不實的條件下，似可采信。

3.劉氏數據的推算存在偏差

與綿氏恰恰相反，劉氏對第一、二期大龍郵票印量的估算明顯偏高?；仡櫵耐扑阋罁?，有一句話非常關鍵：“大龍的總印數約160萬枚，合關平銀48000兩。這個數字應和大龍時期（共七年）的郵政收入相近?！?也就是說，劉氏160萬枚印量的估算是以郵政同時期的收入數來核算的。然而，大龍郵票發行期間，商行及大量通信的人還是習慣使用“郵資登記簿”記賬而不貼用郵票，1896年1月22日津海關郵局司事申瑪思呈稅務司建議書（津海關呈總稅務司署文第1619號之附件）中陳述：

“對于著名可靠的用戶采用郵費記賬的辦法，使用一本‘郵資登記簿’，從天津取得的經驗看來是為公眾所歡迎的。商行及大量通信的人特別認為便利。建議每個海關郵局都使用這種‘郵資登記簿’，凡使用此簿的都有專賬?！盵9]

一些海關關員的信函也不需要貼中國郵票。1878年11月25日德璀琳致赫政的函中有一段就說得很清楚：

“同時，請指示貴關郵政處負責人注意，對在上海為所寄的非公事信函付出的郵資要另行登賬，不要與海關公事信函的郵費的賬目相混。

海關關員的信函不需要貼中國郵票，因此，把它們區分出來另放一處是很容易的?！?[5]

此外，郵政的收入也并不限于出售郵票和記賬收款的郵資，還包括郵政信箱租金等其他來源，這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據1886年1月12日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呈赫德文第150號記載：1885年上海一個郵局的純收入為6482元，其中郵政信箱租金為1400元（140個信箱，每個每年10元租金），占純收入的20%以上。[10]

1895年10月18日德璀琳呈總稅務司署文第1533號之附件二顯示，1892年10月1日起至1895年9月30日為止的郵政財務收入，內分“出售郵票收入”“內運郵費收入”和“其他收入”（表5）。[9]

表5  郵政業務分類收入（元）

四、全面的分析 

第一期大龍郵票發行后，盡管寧波等地的銷售并不理想，正如1882年8月2日浙海關代理稅務司馬吉呈赫德文第88號中陳述的： 從1878年11月23日至1882年7月31日為止，只售出郵票10.45兩關平銀。我認為中國人好像不懂郵票的用途，寧波已有的八家民信局更得到中國百姓的信任。[10]

但是，上海、天津和鎮江等地郵票銷售還是不錯的，尤其是上海，購買郵票者不僅有外國人（包括集郵者），而且還有中國的商人和普通百姓。1879年6月13日至7月11日，大龍郵票發行將近一年之際，《申報》前后11次刊登哈立斯收購信銷郵票的廣告[11]，其中海關人頭即為大龍郵票：

工部書信館人頭每百個價二角

海關人頭每百個價二角

東洋人頭每百個價三角

如送至新泰興洋行內哈立斯收取 即可付價 他國之信封人頭亦可收買                        

六月十一日啟

《申報》是一份中文報紙，哈立斯刊登廣告的目標明顯是針對中國人的，他的起征數是“百個”，從中可以看出大龍郵票當時在上海的使用數量之多和使用人群之廣了。

第一期薄紙大龍郵票后期印刷時，由于個別子模損壞和紙張大小不一，3分銀郵票全張從25枚（5×5）減為20枚（5×4），印量有所減少。

第二期闊邊大龍郵票的印刷因受到紙張等問題的限制，數量銳減，尤其是5分銀郵票，據有關報刊報道（原始數據來源不詳），因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紙張，使用一種法國產的薄而易脆裂的蔥皮紙印制的郵票數量甚少，僅800全張，計2萬枚[12]。

劉氏根據郵政收入估算的第一、二期大龍郵票印刷總量為約110萬枚，因其沒有慮及非出售郵票收入約20%，去除這一部分后，第一、二期大龍郵票的總印量應為約90萬枚。又因初期實際印量約61萬枚。第三期印量按綿氏說，約49萬枚。如此則第一期后期至第二期全部的印量應不超出初期實際印量（61萬枚）之半，約30萬枚。

五、結論

根據清末海關資料統計，截至1879年底，第一期大龍郵票的印量約61萬枚；根據郵政收入推算，第一、二期大龍郵票的印量約90萬枚；采用綿嘉義的記錄，第三期大龍郵票的印量約49萬枚，因此，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的印刷和發行量應在140萬枚左右。

參考文獻：

1．費拉爾.費拉爾手稿[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1.

2．孫少穎.中國集郵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5

3．劉廣實.論“大龍”郵票[J].上海集郵，1988(3): 6-9.

4．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中國郵票史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95.

5．天津檔案館等.清末天津海關郵政檔案選編[M].北京：中國集郵出版社，1988.

6．今覺. 華郵圖鑒（一）[J].郵乘，1925.1(1) :17.

7．黃建斌. 大龍郵票簡介[M]//.大龍郵票集錦.臺北:黃建斌,1993: 6.

8．綿嘉理義. 海關首次大龍票重要史料[J]. 邵洵美，譯.國粹郵刊，1943.3(1): 1.

9．中國郵政文史中心.海關郵政檔案譯稿[M].北京：時代出版社，2013.

10.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郵政[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1.收買信封老人頭[N].申報，1879-6-13(7) //黃祥輝.《申報》集郵舊聞評注[G].上海：上海虹口區集郵協會，2011: 24.

12.趙春英.“大龍郵票”掠影. [J].中國印刷，2015(2): 84-86.

致謝：劉廣實老師和邵林老師的指導